年3月4日，医院逝世,享年79岁。而那时她已经同癌症搏斗了34年。
今天是谢希德先生逝世15周年，我们以此文纪念这位杰出的物理学家、教育家。
多出版让学生喜欢的健康读本年8月，上海举办首届书市。为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社领导要我在书市主会场——上海友谊会堂，组织一次院士读书报告会。大热天请院士来作报告，任务挺艰巨。院士都是大忙人，况且不少院士年事已高，谁敢惊动？我较熟识的吴孟超、杨维里等院士又都不在上海。无奈之际，我抱着内疚的心情试着去邀请谢老，谁知谢老一口答应。海报一出，读者知道是谢希德和苗永瑞两位院士的读书报告会便纷至沓来，8月15日那天的会场挤得水泄不通，连通道上都排满座位，四周站满了听众。
谢老用纯正的普通话，向听众讲述了自己求学的坎坷经历，希望当代青少年能读一些有品位的读本。她很直率地推荐名人传记类作品，尤其是科学家的传记，因为一般来说，科学家不会矫揉造作，质朴无华，真心实话，能从中学到不少好的思维方法和处世哲理。她特别指出读书要靠自觉，以她自己从小主动求学的经历，感到像今天这样，每个小学生都必须备一册“学习任务本”，天天由家长签字督促的现状，怎么能学得主动呢？谢老话锋一转，论及应试教育要向素质教育转轨的课题，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和教育家，她发表了很有见地的想法：“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我们要‘科教兴国’，同时要‘科教兴市’。上海要成为一流的城市，必须要有一流的人才，而人才最关键的是要从小学、中学，即从最基础的环节抓起。前几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位老教育家的文章，他觉得对现在的小学生特别要抓礼貌教育、纪律教育、卫生教育和友爱教育，而不只是简单的知识，我也有同感。我觉得，前些时候我们比较重视教材的建设，可是对中、小学生的教育，不光要有好的教材，还应包括家庭、社会和我们的传媒，应该在这几个环节上组织研究和讨论，因为这些才是构成对学生教育的整个环境……传媒应努力多出真正让学生喜欢的有营养的健康读本，因为光靠教材，学生会知识营养不良的……”
一位大科学家，一位老教育家，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谢老没有一点名人的架子，没有一点老年的暮气，诚如她在“自述”文稿中所表白的：“当别人对我的称呼由‘同志’变成‘老谢’，转而又成为‘谢老’时，我认识到一个难以否认的事实：我已步人古稀之年。值得庆幸的是，我还能保持人老心不老。虽然已不再担任第一线工作，但还有不少职务，有的是荣誉的，还有不少是要干实事的，后者仍占用不少时间，加上看书看报，没有多少时间可以‘闭目养神’或看电视了。我的书桌上仍堆满东西，虽然也怪我不善整理，但的确是清了一批又来一批。好在常能以一句名言来自我安慰，‘Acleandeskisasignofasickmind’（一个清洁的书桌是病态头脑的标记）。桌子零乱，说明脑子还是健康的。虽然有时也提醒自己，为了身体健康，应该把节奏放慢一点。但另一方面，忙也有忙的好处，可以带来乐趣，排除烦恼。”
为出版《20世纪物理学》而努力年夏，谢老“夙疾”又发，动了大手术。第二年夏天，复旦大学物理系蒋平教授转来一部书稿——Physicsinthe20thCentury（《20世纪物理学》）希望翻译后出版。书稿是美国物理学会为纪念学会成立周年，回顾20世纪物理学激动人心的进展而出版的。这本以图片为主的全彩色科普读本，不少精美图片是第一次发表，文章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物理学发展史上的故事，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科学普及价值。蒋平教授说，版权事宜谢校长可协助联系。其实，那医院探望过谢老，并知道那时（7月份）医院治疗。因此，为版权事惊扰谢老，我感到实在不太合适。谁知没过几天，蒋教授谢老对我社有意引进版权很高兴，约我于8月3日下午2医院。
我同蒋教授走进病房时，谢老已坐在病榻前的圆桌旁，气色很好。那天王迅教授也在探望谢先生。我按例在签到本上签名后坐下，谢老就关切地问我手头正在编些什么书稿，并打开我送她的新出版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自述》浏览起来。话题扯到引进Physicsinthe20thCentury的版权时，谢老极有兴趣，认为这确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后来我才知道这本书是美国物理学会赠予谢老的，蒋平教授也是从谢老那里见到这本原版书并复印的。她嘱我拟一份版权引进意向函，由她帮我转发给这本书的编者、她的好朋友——JudyFranz。8月5日下午，我将拟好的版权引医院。8月6日谢老就亲自用英文拟就了一封E-mail，发给Franz教授。8月18日，谢老收到了Franz教授回复的E-mail，并嘱蒋平教授立即电传至我社。尽管至今这本书仍未能引进，但谢老抱病为中美文化交流的热忱，为普及科学知识而努力的举动，令我十分感动。
11月中旬，趁谢老同家休养期间，我陪同包南麟总编去谢老家表示感谢。那天，谢老要我帮她从书柜中找出那本《20世纪物理学》的原版精装本，包总看了也爱不释手。谢老抚摸着精美的图书，喃喃地说：“这真是一本好书，你们应该再努力一下。”其实，横在谈判前的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外商嫌我社估算的中译本书价太低，美国原版书价是49美元50美分，我们估算人民币元，因为我们怕书价定得过高读者承受不起，再说我们毕竟是教育出版社，教育读物核价要惠及学生读者；二是美方坚持要在日本制版、印刷、装订。对于第一个问题，谢老说：“我真不理解，怎么元一张的大剧院票子这么抢手，而对这么一本高品位图书的价格却不能承受？”谢老的疑问，实在是对我们出版理念的警策，也是对图书宣传与发行的尖锐批评，发人深省。
在人生旅途中继续向前谢老患病的消息令国内外关心她的科学界朋友、她的同事、学生和所有她的著作的读者感到揪心，人们也都希望了解谢老的近况。
自年起，《上海画报》社邓明社长邀我在画报上开一个“名人自述”专栏，每期介绍一位在上海工作的院士。我想，倘能在画报上及时地向人们传递谢老近况的信息，无疑对关心她的人也是一种很好的沟通。于是，在征得谢老同意的情况下，于年11月24日下午，我陪同邓明先生去谢老家拍摄特写照。那天谢老刚午睡醒来，精神很好。谢老主动提出希望能以墙上挂着的周总理照片为背景留影。我们请她弹钢琴时留影，她说：“我已好久没弹了，还是实事求是，别照了。”在近半个小时的拍摄过程中，谢老连续两次接到传媒要采访她的电话，她都一一婉谢了。可见，传媒对她是多么 没过几天，谢老的秘书来电，请我去谢老家取“名人自述”专栏的文稿。其时，医院。到吴兴路谢老家时，按了门铃后，是谢老家的阿姨将文稿递给我的，文稿装在一只“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旧信封内。打开后，见谢老只是在复印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文稿最后作了一个小小的修改，这最后一段是述及她对丈夫曹天钦院士能康复的期盼。她划去了最后这一句——“我怀着这个信念，在人生旅途中继续向前。”增补了：“不幸的是，我的这个希望在一九九五年一月八日终于破灭了，他离开了我们一家而默默地走了。天钦去世后，由于朋友和同志们的鼓励，我怀着无限的哀思，在人生旅途中继续向前。一九九八年夏夙疾复发，又动了一次大手术，目前仍在康复中。”谢老作这样的修改，既是为了告诉关心她健康状况的每一位读者有关她的近况，也是为了别引起对曹天钦仍为“植物人”的误会。
有口皆碑的恩爱伉俪谢希德和曹天钦这对科学伉俪的恩爱，在学术界是有口皆碑的。
年夏，谢希德顺利通过考试，进入美国史密斯学院。出国前，她同曹天钦商定，两人分别在英、美学成后同国。年夏，谢希德通过了论文《关于碳氢化合物吸收光谱中氢键信息的分析》的答辩，获得了硕士学位。由于史密斯学院物理系不设博士学位，当年秋天，谢希德到麻省理工学院去攻读理论物理，于年秋以《高度压缩下氢原子的波函数》论文顺利通过答辩，获得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固体分子研究室任博士后研究员，从事半导体锗的微波性理论研究。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给谢希德以极大的震撼。赴美留学后，她始终与国内的亲人保持着通信联系，既关心家人，更关心国家与民族。尤其是年2月，华罗庚在归国途中发出的《致中国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号召留学生同国，令谢希德归心似箭：“在校的中国同学大多接到家人来信，相互转告，为祖国的振兴感到衷心喜悦。在这段时间里，我的心情难以自抑，巴不得马上能飞同祖国，飞到北京。”
年春，曹天钦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原本准备赴美到哈佛大学工作一段时间后再同国。但在收到也曾在剑桥大学学成归国的王应睐的来信后，他迅即改变了到美国从事研究的计划，决定马上同国参加新中国建设。为此，曹天钦打算到美国和谢希德结婚后一起回国。然而，50年代初 的爆发，美国政府发布了一项规定：凡在美国攻读理工科的中国学生，一律不许返同中国大陆。
年3月，他们随机应变地改为让谢希德转道英国完婚后同国。没料到谢希德办赴英签证也遇到了麻烦。由于战后面临的就业问题，英国政府严格限制外国人人境，因此不能发给她赴英签证。正当他们一筹莫展之时，曹天钦的老朋友李约瑟博士伸出了热情的援助之手。李约瑟博士亲自到英国内政部门以他们夫妇的名誉担保谢希德三个月内一定离开英国。
有鉴于李约瑟博士在科学界的声望，谢希德很快获得一张进入英国的特殊“旅行通行证”。
年5月，谢希德提着简单的行李在纽约哈德逊港登上了英国邮船“伊丽莎白王后”号。可登船后不久，美国移民局就派员上船盘问谢希德为什么去英国，她镇定自若地回答：旅行结婚。直到轮船驶离码头，她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谢希德和曹天钦在离别六年后终于在剑桥重逢。在李约瑟博士的精心安排下，在萨克斯德大教堂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当谢希德把婚后回国的打算告诉家人时，受到在菲律宾的父亲坚决反对，但谢希德报国心切，没有听父亲的话。谢希德很爱父亲，希望父亲能理解女儿。可是，此后任凭谢希德怎样去信或寄照片，作为大物理学家的谢玉铭怎么也不回复，父亲再也不理女儿了。谢希德晚年非常忧伤：“回国后一直到他年在台湾去世，我没有再收到过他的信。这对我是很伤心的事，因为他非常爱我。在他的遗物中，我发现了我们的结婚照，他复印了许多……”
年8月底，谢希德和曹天钦告别剑桥，乘“广州”号海轮离开了英国，经过苏伊士运河、印度、新加坡、吉隆坡，飘泊了一个月才到达香港。谢希德夫妇凭栏远眺，心潮澎湃。日后回忆道：“我和丈夫曹天钦在甲板上，望着海天，不由思绪万千。费尽周折的归国路终于迎来了曙光。身后的日不落帝国虽有种种诱人的条件，却挽留不住我们的赤子之心。这五年的留学经历，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大雁：在寒风萧瑟万木凋零的严冬，不得不离开家园；如今春回大地，我要振翅飞同祖国故园，去耕耘，去奋斗……”
谢希德和曹天钦回国后，相濡以沫恩恩爱爱是他们携手跨越坎坷并能在各自领域都作出骄人成绩的重要保证。年，他们同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平时，曹天钦会准备好谢希德每天带的午饭；谢希德回国，曹天钦会亲自去机场接送。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年，曹天钦率团在以色列参加生物物理国际会议时不慎跌了一跤，医院时大脑已受到损伤。一直在生活上百般照顾与呵护谢希德的曹天钦，从此成了比孩子还需要照顾的病人。
年，《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出版后，上海的《新民晚报》在6月18日的“十日谈”专栏，摘登了谢老的文稿，重点摘录了谢老期望处于“植物人”状态的曹天钦院士能康复的期盼与所做的种种努力。文稿写于年，而年1月曹天钦院士已谢世，这个信息在《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一书中已提供。可是，《新民晚报》摘登时并未注明文稿的出处，导致不少好心的读者误以为谢老还在为曹天钦院士的康复而奔波。因此，大量的读者来信似雪片飘进了谢老的信箱，有的读者表示自己下岗了，能协助护理曹天钦院士；有的表示自己有国外亲人，能提供进口药物；有的表示乐于做经济上的资助……弄得谢老一时不知所措。她打电话给我时，真的有点光火了：“我怎么天天收到这么一大堆信？《新民晚报》怎么能转载我的自述……真是没办法。”我只能向她作些于事无补的解释，并表示能否授权让我替她复函？可是，谢老并没有将信件转我，都由她自己一一函复了。这件事给谢老带来很大的痛苦与麻烦。
本文转载自“教师博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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