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现在的俄罗斯当局向人民提供了什么？“支持叶利钦，你会像美国人一样生活！”怎么可能？俄罗斯的一切看起来都不像“美国”（或法国或瑞典），而是像伊迪·阿明总统治下的乌干达？—安德烈·托诺夫，年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角度来看，苏联和东欧集团国家的公共卫生危机可归结为一件事：历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年的报告中写道：“人们希望，随着独裁主义的消失和需求主导的市场经济的引入，儿童的需求将在短期内得到更好的满足，但这种希望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挫折。”制度变化过于巨大和突然，对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冲突爆发导致了紧张局势的加剧，在少数情况下还导致了战争。儿童再次成为巨大历史变革的受害者。“随之而来的是一场严重的区域经济危机，甚至影响到了转型最成功的国家。此外，这种转变也是以市场力量为基础的，市场力量可以释放强大的主观能量，但也需要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机构的支持，以实现平衡发展。随着社会规范和制度的崩溃，价值观被侵蚀，新的价值观需要时间来扎根，这也需要法律、执法部门对共同利益的认可和支持。”随着该地区出现人口噩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从儿童的角度看问题，感受到公共卫生系统已经崩溃，因为社会本身已经失去了社会基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认为，经济危机不仅将个人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也导致了社会凝聚力的消失。换句话说，变革正在杀人。另一方面，世界银行在其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辩称，问题不是变化太多，而是没有发生足够的变化。那些以最快速度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社会，例如捷克共和国和波兰，遭受了最短暂的人口灾难。根据世界银行的说法，公共卫生灾难仍在继续，各国政府一只脚踩在旧的苏联体系上，另一只脚踩在资本主义体系上。“在过渡期间，健康发生了什么变化？”世界银行分析师问道，“我们得出了两个结论：快速改革不一定有害于健康指标，但缓慢改革或缺乏改革难以阻止长期恶化。”年，似乎整个地区都处于公共卫生的炼狱。但到了年，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人口灾难似乎已经触底，并逐渐走向复苏。世界银行的分析人士认为，这证明人们确实能够忍受经济改革的“休克疗法”，从长远来看，还能从这些严厉措施中受益。从成立之初起，苏联的经济就由莫斯科的共产党领导决定，他们几乎将整个民族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在人口稠密的草原中开办工业，要求在冰冷的气候中种植玉米，从相距千里的厂家千辛万苦地采购各种零部件。效率低下就是游戏规则和代价。当苏联解体时，工业也随之衰落，因为其早已过时的生产要素现在位于不同的国家。一夜之间，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失去了工作，居住在东欧集团国家和苏联地区的大多数人陷入了贫困—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其中大约25%的人在苏联解体后的18个月内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年，俄罗斯有万人，即总人口的1/3，收入低于基本生活水平，这意味着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农村的土地生存，或者根本无法生存。那些真正有薪工作的人在年的平均工资也是微不足道，每月美元，比年低10%。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俄罗斯加入资本主义阵营后，史无前例地想要拯救俄罗斯，打破了最高贷款记录。到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向俄罗斯联邦提供了多亿美元的贷款，其中大部分被叶利钦政府用来支付车臣战争的费用，后来人们发现，这些钱被叶利钦家族及其亲信中饱私囊。然而，在年，出现了一些关于经济复苏的讨论。年伊始，俄罗斯的贸易平衡和工业生产水平都稳稳地保持住平衡了，因此在几个金融时刻，俄罗斯看上去很有希望。然而，这些积极的指标掩盖了一幅令人沮丧的图景：财富集中在精英寡头手中。这幅图景将对公共卫生产生深远的区域性影响。从年后的混乱中崛起的被认为是自由市场的凤凰，他们被称为“新洛克菲勒”，抢购了去国有化的产业，建立了区域银行体系，在能源和电信行业形成了垄断，对曾经占主导地位的无产阶级毫不关心，关闭了低效的产业，并创建了遍布12个时区的经济鬼城。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与政府监管者和暴徒的亲密关系非常明显，让人想起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的阿尔?卡彭。许多人可能想成为约翰·D.洛克菲勒，但实际上更容易让人联想到的是他的家族。对于普通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和西伯利亚人来说，财富集中在腐败的手中意味着灾难。当贪婪的人接管了工业，他们不仅解雇了1/3以上的劳动力，而且停止给那些实际上还在工作的人发工资。数以千万计的工人连续数年每天都赶着去上班，在越来越不安全的、陈旧的工厂里辛苦劳作，希望有一天会出现奇迹，能拿到几个月的欠薪。补发薪水偶尔也会发生，给老无产阶级们一点甜头，让他们在整个萧条的20世纪90年代艰难地维持生产。当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前途掌握在暴徒手中时，绝望和沮丧笼罩了整个社会。例如，俄罗斯内政部估计，到年中期，4万家前国有企业和家银行被暴徒控制，贫富差距达到了自沙皇时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个接一个的政府服务系统崩溃了，因为这些流氓企业成了税收违规者，他们否认在莫斯科、基辅、巴库和特比西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收入，这些收入医院、为学校老师付费、修公路和满足该地区民众的公共卫生需求。当大多数人的困境恶化时，该地区原本心智正常的普通人就会做出疯狂的举动。年的一个春日，莫斯科人伊琳娜·斯米诺瓦把她6岁的女儿迪娜从四楼的一间公寓的窗户扔了出去，自己也跟着摔死了。《共青团真理报》5月23日报道称，斯米诺瓦是当周第三个自杀的莫斯科母亲，她的孩子也在挨饿。几周后，亚历山大·捷列霍夫上校在莫斯科地铁站里坐了下来，然后自焚。同一周，在千米以外的地方，列兵谢尔盖·波利安斯基在执勤时用枪指着自己的嘴，把自己的脑袋炸飞了。到处都有一群群拿不到工资的工人举行绝食抗议，希望抗议活动能促使政府采取行动，但都是徒劳的。反应形式多种多样，触及了该地区古老的底线—反犹太主义。普通公民和政客将该地区的噩梦归咎于“犹太人”，当然，他们确实是这样认为的：在每个腐败的强盗和银行家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犹太复国主义的阴谋。尽管这一切都已经很糟糕，但很快就变得越来越糟。年4月1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过几个月的讨价还价，最终批准向俄罗斯提供亿美元的贷款，其中48亿美元将立即用于支持岌岌可危的卢布。但到了年8月1日，俄罗斯央行每天都要拿出5亿美元，以防止卢布崩溃。尽管政府声称这些努力保持了货币的稳定，但黑市的卢布交易疯狂，每周购买1美元通货膨胀所需的卢布数量超过30%。由于可预见的灾难，精明的投资者将他们的资本以每月超过20亿美元的速度转移出了这个国家。在之后的几天里，叶利钦政府继续紧张地实施救助，直到8月13日，西方亿万富翁、货币投机者索罗斯说，卢布一文不值。俄罗斯股市暴跌，卢布的价值一落千丈。随之而来的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食品价格被推升至俄罗斯前所未有的水平。牛肉的单日成本猛增了85%，牛奶的成本猛增了60%。早已绝望的民众陷入了对食物的疯狂争夺战。到年年底，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混乱，国家欠了亿美元贷款，但中央银行只有亿美元，当地粮食市场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莫斯科股市与美元相比失去了%以上的价值，国家资本耗费速度估计为30亿美元/月。一名杜马成员表示：“没有政府的每一天都离深渊更近一点。”在年年初的一段时间里，俄罗斯似乎有可能随波兰和捷克共和国的步伐，走向稳定和自由市场的成功。但现在很明显，它正走在通往地狱的高速公路上，而且把邻居们也拖下了水。年，没有哪个国家欠世界投资者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钱比俄罗斯多，而政府却还想要更多。“俄罗斯熊”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核武器国家政治动荡为由在四处乞讨，这是西方国家畏惧的备用战斗力。同年，许多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公开表示，如果来自西方的贷款停止流动，对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白俄罗斯和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最有利。然而，不稳定的威胁似乎太真实了，因为在年夏天，恐怖袭击的爆炸杀死了大约名莫斯科人，促使车臣的战争死灰复燃。数十亿美元的外国援助资金被耗尽，鲜血四溅，但这场战争在俄罗斯人当中却非常受欢迎，他们支持强有力的爱国行动，以防止国家的地理和军事影响力进一步受到侵蚀。年3月，叶利钦指定的继承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工普京当选为俄罗斯总统。彼时，俄罗斯及其盟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经济总量仅占全球商品贸易总量的1%，国内通货膨胀率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一人控制了该地区的大部分财富和资产。年，有影响力的瑞士国际管理发展研究所，将曾经令人畏惧的俄罗斯超级大国评为世界上最没有竞争力的大型经济体，远远落后于捷克共和国、南非、斯洛文尼亚、墨西哥和印度等同样也陷入困境的经济体。在不久的将来，该地区可能会出现内战、广泛的无政府状态、市场经济的缓慢稳定、俄罗斯分裂成多达10个不同国家、军事政变、斯大林式苏维埃政治在整个地区范围内的复出以及一段无尽的“混乱”。所有这些对公共卫生而言当然是痛苦的。到年年底，至少有万俄罗斯人，也就是每3个俄罗斯人中就有1人每月的生活费低于32美元。在乌克兰，情况也非常糟糕，以至于政府无法提供这样的统计数据。在白俄罗斯，政府可能有这些可怕的数字，但拒绝提供。俄罗斯儿童首当其冲，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孤儿亚群体。在这个冰雪覆盖的国家，他们靠小聪明生活在街头。俄罗斯儿童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协会在年11月估计，被遗弃的孤儿数量突然暴涨，从年的几乎为零增加到万。这些被抛弃的孩子年自杀率达到了惊人的10%。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自年以来，该地区弃儿的比率增加了33%，19岁以下儿童的自杀率增加了1倍多，儿童入学率下降了10%以上。年末，北卡罗来纳大学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的俄罗斯儿童都患有缺铁症，大多数儿童在糟糕的饮食中只能满足每日最低需要量的3%到4%。当俄罗斯人在为年寒冷的冬天做准备时，莫斯科的一家民意调查机构向他们提出了问题，问他们如何才能生存下去。44%的人说，他们希望靠自己夏天在花园种植的蔬菜为生；12%的人计划在西伯利亚苔原和针叶林以狩猎为生。到年，俄罗斯增长最快的职业是“偷菜人”—从陌生人的菜园里偷菜。虽然饥饿在该地区的孕妇和儿童中并不常见，但营养不良却很普遍。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在格鲁吉亚，母亲和孩子的平均每日热量消耗从年的卡下降到了年的卡：下降了30%。年，俄罗斯人摄入的热量平均减少了21%，乌克兰人平均减少了23%。年卢布崩溃后，热量消耗进一步下降。没有什么比营养不良更能有效地削弱免疫系统和整体健康的了，特别是如果家庭出于经济原因，用廉价的脂肪和淀粉代替更昂贵的蛋白质和新鲜蔬菜的话。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显示，年格鲁吉亚家庭的乳制品消费量仅为年的1/3，肉类、家禽和鱼类消费量几乎是年的4倍。乌克兰、俄罗斯、爱沙尼亚和亚美尼亚的蛋白质消费量下降了几乎同样多。美国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苏联存在令人震惊的微量营养素缺乏问题，如碘、钾、钙、铁缺乏，他们将该地区大规模出现的智商下降、贫血、发育不良和其他发育缺陷等问题归咎于此。部分微量营养素的缺乏也可能使儿童更容易受到污染和辐射的影响。美俄两国政府高级科学家于年进行的一项联合健康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俄罗斯60%的领土上缺乏氟化物，占该国儿童牙齿蛀牙发病人群的85%。当这些国家都是苏联集团的一部分时，诸如碘和铁补充剂之类的东西是供应充足的，它们可以被这个广阔地区的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然而，年以后，贫困的格鲁吉亚很难找到现金储备来购买碘盐，乌克兰人民不得不弃用氟化物。俄罗斯分析人士里维奇最后说，很明显，现代俄罗斯和苏联其他国家的孩子确实不如十年前的同龄人健康。但是，造成他们身体虚弱的原因肯定比公众认为的要复杂得多。污染和辐射也发挥了作用，但压力、经济和饮食也是相关的原因。“任何使用免疫系统测量的流行病学研究都可以看到俄罗斯儿童健康状况的变化。”里维奇总结道。“但就分析的质量和数量以及发生的原因而言，我们必须说所有这些都是不清楚的。”我们可能永远不可能以事后经验的方式说明区域范围的营养不良对20世纪90年代的人口和公共卫生灾难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这当然没有帮助。在苏联时期，人们有钱，但杂货店的货架上却空空如也。但在苏联解体后，情况发生了度的大转变。突然之间，水果、蔬菜和肉类市场在西伯利亚最偏远的地区也出现了，在那里可以看到尼加拉瓜的香蕉、荷兰的西红柿和佛罗里达的橙子。但这时大多数人能做的就是观望。食品市场变得有点像博物馆，人们在里面闲逛，他们的口袋里没有钱。在走访该地区的市场时你会发现，甚至连最基本的食物都被剥夺了。年，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特尼市场，镶着金牙的农民加琳娜平均每天能卖出千克土豆。加琳娜说，她仍然有能力每周给她5岁的儿子迪玛买一次鸡肉，因为她自己不吃。上了年纪的巴布什卡人多年来一直在自己的村子里制作奶酪，然后在日特尼市场出售。“没有顾客，在这里待了一整天！然后把所有的奶酪都带回家，因为卖不出去。”没有牙齿的老人卡蒂娅哭着说。哥里是约瑟夫·斯大林的出生地，一座拥有16万居民的山区城市，三层楼高的威严的“父亲”（人们这样称呼斯大林）雕像俯瞰着整个城市，还有一座供奉着斯大林的大理石小屋，据说斯大林就是在那里面出生的。距离斯大林“神社”约1.6千米的地方，有一处破败的建筑群，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内战后这里布满了弹孔，医院。儿科医生塔姆里科·伊卢里兹边说边强忍着眼泪，“跟10到15年前相比，我们看到儿童的健康状况在恶化。我们无法做神经学检查，但孩子们不由自主地颤抖，头部耷拉着，显然这些儿童的神经系统状况不好。”在她照顾的10个新生儿后面，还躺着两个婴儿，他们被紧紧地裹在羊毛里，抵御着冰冷的室温。伊卢里兹的老板诺里·乔哈兹博士说，这里的婴儿出生时缺氧、中枢神经系统对外界条件准备不足……他们的母亲说没有问题，但实际上他们并不好，因为食物对他们来说不够好。90%的女人说她们在吃，但是她们吃的是什么呢？脂肪和面包。医院没有暖气的走廊里，昏暗的阳光照射下，院长绝望地扭着双手，说：“上帝保佑我们远离这样的环境！我们正在目睹这个国家的生态灭绝。”五进步一词永远是我青年时代政治演讲中的关键词之一：看看我们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国家取得了什么进步；我们建了多少条柏油马路、多少工厂！看看你的生活如何改善！你再也不会挨饿了，你的孩子上学并穿上了合适的鞋子，每个人都用上了电。不再有结核病或其他可怕疾病的流行！那不是进步吗？共产主义为您带来了这一切。—斯拉文卡·德拉库利，年从年开始，当白喉这一古老的祸害横扫苏联时，它的发展速度让国际卫生官员感到震惊和恐惧。毕竟，白喉是一种完全可以通过疫苗预防的疾病。20世纪90年代，北美、西欧和日本的白喉发病率仅为每年1至2例。当白喉棒状杆菌感染人类时，病程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细菌定植的位置和驻留在较大的细菌内的噬菌体是哪一种基因亚型。前者决定了一个人在不管有没有治疗的情况下免疫系统迅速控制疾病的可能性；后者是白喉毒力的关键，因为潜伏在白喉细菌内部的棒状噬菌体会释放出致命的毒力。如果最毒的噬菌体存在于流行的细菌中，抗生素将无法有效治疗，急性白喉病例将需要抗毒素治疗。在大多数病例中，白喉棒状杆菌感染了鼻、口和喉咙的黏膜，在患者的咽喉后部形成典型的白色膜团，导致患者呕吐、吞咽困难和呼吸困难。在更严重的病例中，这些细菌进入患者的心脏、大脑或神经系统，会杀死10%的感染者。年，苏联地区的白喉发病率从每10万人1例发展到在塔吉克斯坦每10万人31.8例—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上最高的水平。俄罗斯是第二高，每10万人中有26.6人感染白喉，一年就有4万多例，几乎是美国白喉发病率的30倍。每一个苏联和东欧集团国家，以及芬兰和德国都报告了病例。“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面临的最大公共卫生威胁，”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司司长乔·阿斯瓦尔博士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理查德·里德补充说：“这一疾病给世界上许多地区的人们带来了危险，但他们可能认为自己不会得白喉这样的病。”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人员与莫斯科的同事一起追溯了这种流行病的历史，得出的结论是，它来源于苏联与阿富汗的长期战争。在20世纪80年代，阿富汗经历了白喉流行，涉及近1.4万例白喉病例。从年开始，大约10万名苏联士兵离开阿富汗，返回各自的家园或军队基地。未经证实的逸闻认为俄罗斯第一例成人白喉病例来自年年初位于莫斯科的一个军营内。他们发现，大多数病例涉及之前接种过疫苗的成年人，这让人们担心，在苏联感染了20万人、导致0人死亡的流行病，可能会感染全球已接种疫苗的成年人。苏联上一次经历如此严重的白喉流行是在年，当时发生了10.4万例白喉病例，那是在苏联开始实施大规模免疫规划的3年前。而现在，世界面临的是一种新的具有耐药性的疾病，还是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事实上，专家们发现，确实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美国疾病预控中心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几乎所有这些病例都发生在少数几种人身上，要么是没有接种过疫苗就自然暴露的，要么是接种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制造的白喉类毒素不足的疫苗。报告接着说，即使这个群体没有得到适当的保护，可能也不足以感染白喉病，除非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未接种疫苗的儿童疾病水平高到足以构成流行的威胁。尽管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犯了错误，但是，将这些成年人置于危险之中的，却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预防接种体系的崩溃。这种崩溃是由两个关键因素造成的：第一，在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苏联时代，即使接受过训练的免疫学家也令人惊讶地缺乏专业知识，当时西方医学杂志—实际上是任何以西方为基础的科学—都被禁止；其次，在该地区兴起了一种神秘的免疫学理论，列举了数百个不接种疫苗的“好”理由。这一理论与西方所有的科学经验背道而驰，它认为疫苗引发的反应可能会对“虚弱”的儿童造成危险。因此，因任何原因生病的孩子（包括单纯的感冒），白细胞计数比正常值低5%，或有家族病史的孩子，都将受到伤害，而不是得到保护。20世纪80年代，疫苗覆盖率非常低。例如，在年的莫斯科，只有40%的儿童完全免疫。俄罗斯卫生部主要健康智库的亚历克斯·萨维尼赫说，到年，莫斯科的疫苗接种率降到了糟糕的34%。位于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新兴疾病司的尤金·蒂科米罗夫说：“强调俄罗斯（或苏联地区）儿童免疫功能受到抑制、不能耐受疫苗是毫无意义的，但事实就是如此。”到年，至少在美国和欧洲卫生机构的帮助下，白喉疫情似乎在俄罗斯已基本得到控制，但引发白喉疫情的态度和条件依然存在，并引发了其他可怕的疾病。疫苗专家罗伯特·施泰因格拉斯曾是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控制白喉流行病运动的技术官员，他警告说，百日咳席卷该地区“只是时间问题”，这是因为，苏联人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将百日咳疫苗和白喉疫苗结合到破伤风疫苗中。相反，接种百日咳是单独开展的，而且免疫接种率在整个地区差异很大。当施泰因格拉斯和他的美国同事在年第一次评估疫苗接种情况时，他们震惊了。他们发现，在一些地区，儿童的免疫接种率在20世纪80年代下降到低于撒哈拉以南非洲许多国家的水平，而疫苗提供的基本要求，如冷链运输和储藏经常被忽视。“他们不知道如何管理疫苗的库存，不知道如何管理冷链，而现在每个非洲国家都明白这一点。”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在苏联卫生防疫站的鼎盛时期，一个月就有2.8亿人排队接种疫苗。“这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施泰因格拉斯解释道，“人们被告知‘你要在这一天来防疫站接种’，这是定期的。”“和蔼的俄罗斯儿科医生甚至试图让苏联儿童免于接种疫苗。”俄罗斯卫生部首席儿科医生塔托琴科讽刺地说，在年和年，苏联官员提出了一长串的“禁忌”，告诉医生避免为患有任何使白细胞计数略有下降的疾病的儿童接种疫苗—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尽管西欧和美国的儿科医生认为没有必要采取这样极端的预防措施。塔托琴科和其他人说，部分原因是西方医学期刊在苏联被禁了50多年，因此缺乏对照研究或大量数据，苏联的免疫学“科学研究”以及儿科实践仍在故步自封。塔托琴科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各地的儿科医生都被训练得相信“俄罗斯的孩子很脆弱”。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孩子）是病态的，但这也不是他本应该成为的样子。这种信念最终导致了免疫学的“弱孩子”理论，在21世纪的黎明，它仍然是死亡率和疾病率的主要贡献者，接近第三世界的水平。此外，不够健全的科学理论和实践基础疫苗接种的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为政治狂人和伪科学家打开了一扇门，比如82岁的鲍里斯·尼基丁，一个留着胡子、戴眼镜的工程师，自称儿童养育专家，被称为俄罗斯的“本杰明·斯波克博士”。然而，这两位高阅读量和有影响力的作者之间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尼基丁缺乏医学训练，并且以反对科学为荣。在莫斯科郊外的布尔什沃地区，尼基丁与妻子、7个成年子女和15个孙辈住在在莫斯科郊区的一栋三层楼高的蓝色木屋里。所有人都光着脚，即使是在俄罗斯难受的冬天，孙辈们在阴冷的日子里也只穿着内衣到处跑。这都是尼基丁学说的一部分，该学说认为大多数的衣服、食物、水的处理和医疗干预都削弱了儿童的体力。“大自然，”他在一个春天的下午对访客说，“形成了自然免疫力，因此在儿童发育中设计了一个特定阶段。这种自然机制被称为儿童感染。“所以社会的免疫接种是一个巨大的医学错误。”在黄昏的寒冷中，尼基丁和他赤裸的孙女在户外玩耍，他解释说：“动物都是光着脚的，它们没有流感或其他呼吸道疾病。”事实上，动物确实患有流感或其他呼吸道疾病。但事实似乎并不妨碍尼基丁的“哲学”：“你的免疫力会下降。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我看到了这种关系。我们必须锻炼我们的肌肉……连医生都看到了！但是他们不知道你也可以训练你的免疫系统。”按照尼基丁的学说，训练是指生病或接触病原体。事实上，尼基丁说他很高兴卫生防疫站自年以来已经失去了强制免疫的合法权力，这让他从“疫苗学家的魔爪”下“拯救”了他的两个孙子。但在被反复问及白喉疫情时，他拒绝置评，并转换了话题。记者鲍里斯·乌姆诺夫—这一悲惨学说历史上的另一个关键人物—也拒绝讨论白喉的流行。年，乌姆诺夫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被广泛引用的文章，宣称坚决反对接种疫苗。当时在莫斯科特列塞耶娃国家医疗制剂研究所工作的病毒学家加琳娜·彼得罗夫纳·切尔文斯卡娅博士也如是说，俄罗斯生产的白喉和百日咳疫苗中含有危险的毒性。由于乌姆诺夫发表的论著被苏联各地的年轻人广泛阅读，其影响非常深远：父母开始尽可能避免给孩子接种疫苗，儿科医生也在犹豫切尔文斯卡娅可能是对的，没有积极地向烦躁的父母推广疫苗。切尔文斯卡娅声称，在疫苗中发现的硫化物（虽然不是杀虫剂，但她称之为硫化物）和汞盐是有毒的。尽管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对此提出了质疑，她和有影响力的乌姆诺夫到90年代中期继续在俄罗斯大多数主流报纸和杂志上发起运动，建议停止使用疫苗。在其他苏联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声音。以哈萨克斯坦为例。年，雷莎·萨迪科夫娜因其在医疗方面的贡献获得了全国最高荣誉奖。在颁奖典礼上，她认为疫苗接种计划正在杀死患有“艾滋病、肿瘤或血癌”的儿童。整个儿童肿瘤科已经人满为患，这就是接种疫苗的后果。年，76岁的雷莎·萨迪科夫娜在接受“和平与文化”荣誉称号时表示，疫苗是导致人类基因库解体的原因。“作为一名科学家，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哪个目标更困难？是为了保护儿童不受传染病的侵害，但同时也为他们带来了罹患疾病和20世纪瘟疫（艾滋病和癌症）的风险？因此，孩子出生时就不健康，这是代代相传的。但是，现在是时候考虑一下，也许自然选择比破坏我们人类的基因组并导致突变要好，而突变的后果是不可预测的。”像尼基丁、切尔文斯卡娅和萨迪科夫娜这样的声音，在苏联解体后的媒体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而像塔托琴科这样的疫苗接种支持者却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支持的声音。塔托琴科坚持说，他经常与俄罗斯记者争论，但他意识到他们是在寻找耸人听闻的角度。施泰因格拉斯和塔托琴科联手向该地区的儿科医生和医学院传播逆向信息运动。但是做起来很难，旧观念很难改变。例如，在爱沙尼亚，图马特雷博士解释说：“儿童免疫接种率低的原因很简单：全国95%的医生都在塔尔图大学接受过培训。负责小儿科的（苏联）教授教导说，疫苗是危险的。他说婴儿需要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生长。”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到年，只有60%的俄罗斯5岁以下儿童接种了三剂白喉、百日咳和破伤风疫苗，这是确保免疫所必需的—尽管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认为预防传染病需要95%的疫苗覆盖率。反对接种疫苗的情绪甚至蔓延到了柏林墙两边的德国，在那里，年有近1/4的成年人没有接种完整剂量的，或者根本没有接种白喉疫苗。统计数据显示，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年俄罗斯麻疹疫苗覆盖率只有78%，脊髓灰质炎疫苗覆盖率只有71%，而且几乎没有女孩接种过风疹疫苗。白喉流行最早于年在苏联出现，当时确诊病例数达到例。然后在年，从阿富汗归来的士兵们显然带回来了这种会传播的细菌。年，当莫斯科向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寻求帮助时，白喉患者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2万人。布什政府同意提供援助，在年和年向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其他苏联国家派遣了科学小组。西方研究人员的发现令人震惊。首先，他们自己的疫苗库存（实际上是全球供应量）极低。西方人了解到，在苏联国家，数以百万计的儿童接受了不适当的成人剂量注射，这些儿童的白喉发病率是适当剂量注射的儿童的5倍。他们发现，正如施泰因格拉斯所指出的，苏联同行对疫苗学最基本的原则一无所知，即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保持疫苗冷藏的必要性。更令人震惊的是当地的死亡率。到年，白喉已经进入了苏联集团的每个国家，虽然俄罗斯的死亡率仅略高于正常水平，占所有活跃病例的2.8%，但是在立陶宛和土库曼斯坦，所有白喉病例中有令人震惊的23%被证明是致命的。在两年的努力和分发了0多万剂疫苗之后，国际小组在年中期为70%的乌克兰人接种了疫苗，使白喉发病率下降了30%。但由于该国近1/3的儿童和成年人仍未接种疫苗，情况仍然危急。基辅格罗马舍夫斯基流行病学和传染病研究所的阿拉·谢尔比斯卡博士说，在年代，苏联儿科医生的所有反疫苗情绪出现之前，乌克兰的5万人平均每年有7个白喉病例。她说，到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人，到年，每10万乌克兰人（或近5万人）就有1人患白喉病—这是自沙皇时代以来从未见过的水平。“粉碎”反疫苗运动的驱动力可能不是白喉，而是脊髓灰质炎，它也在该地区死灰复燃。脊髓灰质炎病毒对儿童的麻痹作用和这种微生物的高传染性使这种疾病特别令人担忧。此外，世界卫生组织在苏联的大力支持下，很久以前就制定了到年在全球彻底根除脊髓灰质炎的目标。因此，脊髓灰质炎在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任何形式的回归，都是对卫生防疫部门的一记真正的耳光。在年至年，东部集团和苏联使用的所有脊髓灰质炎疫苗的供应都由位于莫斯科的脊髓灰质炎和病毒性脑炎研究所生产。就像预防甲状腺肿大的碘、净水用的氯和牙科护理用的氟化物一样，随着苏联的解体，脊髓灰质炎疫苗的供应突然消失了。到年中期，除俄罗斯联邦外的每一个苏联加盟共和国都用尽了最后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库存。年年底，在塔吉克斯坦出现了一种毒性最强的I型脊髓灰质炎病毒。这种情况持续了4年，直到年年底，塔吉克斯坦公共卫生领导人都没有能力开展有效的全国脊髓灰质炎疫苗运动。年，塔吉克斯坦脊髓灰质炎病毒蔓延到乌克兰，又感染了数千人，造成了少数瘫痪病例。第二年，另一种毒性较弱的III型脊髓灰质炎病毒在乌兹别克斯坦出现，那里的疫苗供应早已枯竭，成千上万的青少年没有接种疫苗。在年至年间，估计有14.6万名儿童受到感染，相当于疫区4岁以下儿童的1/3以上。这些脊髓灰质炎的暴发，就像更大规模的白喉流行病一样，是通过欧洲和北美政府资助的大规模疫苗接种运动才得到控制的。然而，在饱受战争蹂躏的车臣，儿童免疫接种的所有努力在年完全停止。年，III型脊髓灰质炎病毒进入车臣，造成流行。到目前为止，在疫区的所有5岁以下儿童中，绝大多数感染了这种病毒，其中人因此而瘫痪。由于担心车臣的小儿麻痹症疫情可能会迅速蔓延到俄罗斯各地，卫生部传染病司司长根纳季·奥尼申科携带疫苗飞往车臣首都格罗兹尼。他身材高大、魅力十足，有着一双锐利的蓝眼睛。然而，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他发现了一件令人不快的事—连医学专家都不知道免疫有多重要。在花了相当多的时间与俄罗斯医生争论，以提高白喉的免疫率和阻止细菌的流行之后，奥尼申科已经没有心情讨论小儿麻痹症了。尽管正在经历一场血腥的内战，他还是计划直接进入格罗兹尼，开始为他见到的每一个小孩接种疫苗。但是车臣领导人有其他的想法。争夺车臣控制权的几个团伙之一绑架了奥尼申科，并将他作为人质和宝贵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扣押了几个月。最终被释放后，奥尼申科身心俱疲，而他带来的脊髓灰质炎疫苗也早已变成无用的废液。战争结束后，车臣恢复了疫苗接种，在年的最后几周结束了脊髓灰质炎的暴发。我们就此学到了公共卫生的经验教训：首先，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免疫率不应低于95%的水平，否则就会造成一些地方易受攻击，潜伏的微生物很快就会出现在这些地方。不能把疫苗供应短缺、局部战争和现金流问题当作借口，因为微生物增长的速度是非常惊人的，而且最终应对要比持续的免疫运动昂贵得多。令人欣慰的是，白喉和脊髓灰质炎事件也表明，大规模免疫接种起了作用，阻止了疫情的暴发，并迅速将流行控制住。简而言之，疫苗仍然是公共卫生工具箱中非常有效的元素。遗憾的是，抗生素却不是如此。每一个见到伊拉克里·谢罗兹勒的人都会感到非常震惊，因为他已经15岁了，但他看起来又小又虚弱，像个10或11岁的小学生。伊拉克里和他的母亲罗维纳是内战难民，他们住在一间没有电灯的单间公寓里，因为他们买不起灯泡。这个小公寓在一个巨大的酒店里，酒店被格鲁吉亚政府改造成了内战难民紧急避难所。冰冷的大厅里没有灯泡，楼梯间里回荡着政治辩论的声音，这是一个阴冷的环境。那天的雨冷得刺骨，母亲和儿子挤在地板上一个橘红色的钢制电子线圈旁（这是他们唯一的热源），在黑暗中轻声交谈。生病后身体虚弱的伊拉克里说起话来很吃力。他的母亲是个失业的寡妇，说话很快。伊拉克里正在慢慢死于链球菌，一种让美国人像听到“青霉素”一样，可能会停下来思考的微生物。“他没有父亲，”罗维纳告诉一个访客，“也许美国可以帮助他。”类似的求助呼声在整个苏联地区都得到了响应，那里滥用抗生素的现象猖獗，医院卫生设施陈旧，导致了越来越多致命、耐药的细菌菌株出现。尽管导致抗生素灾难的因素早在年苏联解体之前就已经存在，但随之而来的经济混乱使情况急剧恶化。随着该地区细菌变异和传播速度的加快，西欧邻国和美国、加拿大等移民目的地开始担心超级细菌的传播。在格鲁吉亚，伊拉克里卷起他的裤腿，艰难地站起来，罗维纳用力地帮他支撑着。男孩两条腿前面都有一个大的伤口，露出恶臭的被感染的肌肉组织和胫骨。伊拉克里只能站立短暂的时间，让访客快速一瞥他的骨髓炎—链球菌侵蚀肌肉和骨头的情况。从1月份开始，伊拉克里先后出现了发高烧、心跳加速、严重虚弱的症状，链球菌逐渐侵入了他的心脏、血液、肌肉和骨骼。1月，母亲医院，这是位于第比利斯市中心的一个巨大的、日益衰颓的医疗机构，在那里，伊拉克里因为当时的一种常规感染而住院：他被注射了青霉素。然而，经过几天的治疗，男孩的情况却突然急转直下。因为格鲁吉亚的每一种微生物现在都对青霉素产生了抗药性，小儿外科医师戈戈里什维利说，他没有治疗这名年轻患者的好办法。“人们用青霉素来治疗一切—甚至坏心情。现在对于败血症、脑膜炎等，青霉素都不起作用了，所以我们开始尝试头孢菌素。”头孢菌素是一种新型抗生素，价格昂贵，使用复杂。2月，医生告诉罗维纳，她必须给小伊拉克里买头孢菌素，而在格鲁吉亚，头孢菌素的价格是青霉素的10倍。为了买药—即使是在黑市上讨价还价—罗维纳卖掉一切，只留了两套衣服，一套冬天穿，一套夏天穿；她卖掉了作为难民收到的紧急救济食品，以及除了她死去丈夫的遗像以外的所有纪念品；她甚至卖掉了在丈夫下葬前从他手指上取下的结婚戒指。然而，一周之后，伊拉克里的体温再次升高。医生说伊拉克里感染的链球菌可能对这种治疗也有抗药性—尽管他们不确定，医院没有办法检测这种细菌。在整个苏联地区，实验室的基本能力已然丧失，这既有财政原因，也因为苏联政权的医生从未接受过与微生物学同行一起工作的培训。医院中存在的实验室与其说是为了帮助诊断和治疗，不如说是为了监督卫生防疫部分的日常工作，而这些做法最终对患者的健康没有多大帮助。由于没有进行任何实验室检验，没有人知道最初使伊拉克里患上轻度疾病的细菌，是否与住院治疗三周后威胁他生命的细菌是否是同一种。但医院的条件，伊拉克里很有可能是在他寻求避难的地方感染上了这种致命链球菌：医院。医院里，戈戈里什维利说：“你可以忘记环丙沙星了。人们把它当作早茶来喝。多西环素—人们在黑市上买它用来治疗性病，所以现在也没用了。”他说，阿莫西林也一样，但四环素仍然有效。治疗伊拉克里的医生告诉罗维纳去筹更多的钱，买第三代头孢菌素。当罗维纳发现一周的药，再加上注射针和帮助他身体恢复的维生素，要花费多美元时，她吓坏了。许多人站出来帮忙。“难民委员会的负责人为孩子的抗生素筹集了资金。”罗维纳说；为伊拉克里包扎感染伤口的外科医生免除了人工费用；住院三周不收取任何住院费用；朋友们把捐赠的饭菜送到床边。但这还不够。尽管男孩在最初的治疗后病情有了短暂的好转，并于3月返回家中，但罗维纳无法无限期地坚持让他治疗。到了4月，母子俩挤在冰冷的房间里，别无选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链球菌重新出现。在阿富汗-苏联战争期间，成百上千的格鲁吉亚逃兵聚集在逃兵集市上，戈加向罗维纳这样的客户出售抗生素。作为一名没有接受过医学培训的经济学学生，戈加教客户如何使用这些药物，以及针对他们的疾病应该服用哪些药物—如果有人问他，他也很乐意诊断。戈加的摊位上有各种各样的商品，从乌克兰的输液包、土耳其的注射器和静脉盐水，到印度生产的避孕套，从保加利亚生产的卡那霉素，再到带有西方人道主义组织标志的过期抗结核病药物。“官方药店必须纳税、支付租金，等等。”戈加解释说，“所以他们的价格要高出2倍。我这里的药品供应量要大得多，任何药品都不会在桌子上待两天以上。我们的营业额很大。”“逃兵集市”，以及遍布苏联各地的数百个类似的集市里，到处都是这种临时的、非法的药店。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一个类似的摊位上，一名前学校教师诊断出一名老年妇女患有关节炎，并向她出售了大量类固醇药物，这名不知所措的妇女被建议自杀一死了之。在西伯利亚城市伊尔库茨克，一名家庭主妇在公共市场上被诊断出了疾病，并免费开了抗生素。当庸医和商人对疫苗接种发出警告并助长了对抗生素的广泛滥用时，传染病造成的死亡人数在急剧上升。风湿热在乌克兰西部肆虐，比如在利沃夫乡村地区。这是由A型链球菌感染引起的一种感染性心脏病，通常会导致生长发育迟缓和严重的终身心脏病。“问题非常严重，”利沃夫研究所的首席统计学家米拉斯拉瓦·斯特劳克用一种坚毅而沙哑的声音解释道，“大约19%的病人变成了残疾人。”年，斯特劳克开始意识到医生们给青少年的心脏病诊断太多了。当她把这些数字加起来的时候发现，似乎15到17岁的青少年中几乎每个人里就有1个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这在表面上是解释不通的。然后，在年，她收到了个青少年“心脏缺陷”的报告—这个数字太高了，不可能是正常的。斯特劳克在细致入微的研究中发现，乌克兰西部地区的链球菌正在广泛传播，但尚未被发现，这引发了惊人的风湿热发病率。她发现，年，青少年的风湿热发病率为7.1‰，成年人为9.3‰。年，美国的风湿热发病率约为每万美国人就有1例，全国共有例。斯特劳克说：“到年年底，我们在利沃夫发现了2万多起病例。有1名儿童、名青少年和1.8万名成年人。”她还说，美国捐赠的抗生素在治疗A型链球菌感染方面比当地可获得的药物有效得多，由此她初步得出结论，利沃夫菌株对一线的、负担得起的药物具有耐药性，但她还并不确定。“在苏联只有一个在圣彼得堡的实验室可以识别A型链球菌。这就是为什么乌克兰各地没有实验室可以识别这种链球菌，并向我们提供有关其毒性的数据……要建立这样一个实验室，我们需要供应品、试剂，不幸的是，目前的经济状况阻止了我们。”因此，风湿热继续在利沃夫郊区蔓延。此时，世界卫生组织日内瓦总部的玛丽亚·内拉博士正为东部地区更为基本的公共卫生危机—水源—而苦恼。内拉在她的监测网络中发现，在苏联，霍乱、伤寒、细菌性痢疾等疾病的暴发都是完全可以通过适当的水源和污水处理设施来预防的。内拉认为，现代世界本不必流行任何这些疾病，因为治疗既便宜又高效。因此，东部无法控制这种疾病的暴发让内拉感到震惊。从年开始，她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其他技术专家经常东行，希望能查明疾病暴发和治疗失败的原因。“（年）我们在乌克兰基辅举办了一次研讨会，很难说服（公共卫生）老领导层，”内拉回忆说，“他们想要召集军队，包围霍乱暴发的整个地区，走到边境，把人们包围起来，医院。然医院里待到他们连续三次大便呈霍乱弧菌阴性（一般在住院15到18天之后）。”这是苏联的旧模式—卫生防疫站模式：军队和警察介入，强迫群众服从，强制执行一种治疗方案，这种方案不仅对国家来说极其昂贵，而且对受影响的民众个人来说是一种冒犯。与此同时，更简单、更便宜的解决方案被忽略了。例如，年，当一场霍乱在罗马尼亚暴发，持续了2年，导致成千上万的罗马尼亚人严重腹泻时，内拉和她的办公室同僚被该国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惊呆了：“在罗马尼亚，他们注射了各种大剂量的抗生素来治疗霍乱。他们不明白霍乱弧菌对抗生素没有反应。”内拉说，她的脸上流露出坦率的惊讶。他们想要电泳和淀粉样蛋白分析设备，这些设备昂贵且完全没有必要。当内拉的团队仔细解释说，世界范围内的霍乱最简单的治疗方法是口服补液疗法—服用一种由干净的水和盐组成的混合物，可以阻止霍乱引起的致命脱水—罗马尼亚公共卫生官员对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进行了严厉批评：“不要带着你的非洲穷人指南来这里—霍乱指南是为非洲人制定的。我们是欧洲人！”但世界卫生组织的结论是，一些苏联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特别是乌克兰，“卫生状况比非洲还糟。”内拉说。世界卫生组织的水务工程师发现，苏联的城市规划者在该地区的所有地方，都把饮用水和污水管道捆绑在一起，一个压在另一个上面，埋在该地区人口密集的城市下面。这些管道通常是用钢铁制成的，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寒冬之后，它们被包裹在冰里，然后在夏季解冻，铁锈侵蚀了管道。多年来，人们几乎没有注意到污水管道的维护，到20世纪90年代，污水管道通常直接泄漏到饮用水运输管道。结果，圣彼得堡、第比利斯、布加勒斯特、杜尚别、基辅和莫斯科等地的居民实际上是饮用了他们自己的垃圾并用之来盥洗。由于氯的生产和分配存在问题，导致其严重短缺，明显加剧了这一灾难，也进一步造成这些地区的铁和碘等微量元素的缺乏。一连串的腹泻传染病接踵而来，由于污水的泄漏，由蚊子传播的疟疾和脑炎等疾病也登门造访。年年底，俄罗斯环境部得出结论，该国一半的饮用水供应是不安全的，原因要么是严重的工业污染，要么是生物污染。由于没有资金来改善这种状况，到20世纪末，俄罗斯大部分地区的水质只比世纪初略有好转。“如果一个国家的空气和水受到污染，这个国家怎么能感到安全呢？一半的人喝的水不符合基本标准？”俄罗斯医学科学院的格拉西缅科在年这样问道。伤寒流行是饮用水危机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通过受污染的水源传播，伤寒沙门氏菌很容易污染水源，在水安全性降低的条件下乘虚而入，制造灾难。年1月，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诊断出几例伤寒病例。到年中期，医院每天诊断出个新病例，该市60万居民中有10%的人是活动性病例，甚至没有人能计算出城外的伤寒发病率—部分原因是这个国家正在进行的内战。除了被侵蚀的水和下水道系统，大规模的、构思拙劣的苏联水利工程也增加了人类水传播疾病的发病率。在一间小办公室里，苏联瘟疫实验室的生态系统专家伊万·鲁西耶夫带着一位来访者站在一堵布满地图的墙前，指着第聂伯河说：“苏联原本计划把淡水从这里的北方河流转移到南方，将多瑙河的水注入第聂伯河。总体规划的第一阶段是这里—萨斯莱克湖。”鲁西耶夫解释说，整个乌克兰南部都是沼泽状的三角洲河口，一直延伸到黑海。苏联人想把河水引入三角洲地区进行灌溉。淡水被倒入了含盐的萨斯莱克湖，这实际上是一个黑海河口。这个计划是一场灾难。误入歧途的苏联工程师最终错误地计算了萨斯莱克湖咸水和淡水的比例，使三角洲地区泛滥了过量的咸水，导致6万公顷土地被毁，庄稼无法生长。他们把萨斯莱克湖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蓝藻（绿藻）池塘，各种蚊子和致病微生物在这里繁衍生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二十年里，苏联的规划者们忽视了不断上升的疾病发病率，拒绝承认他们对环境的彻底破坏。最终在年，他们在德涅斯特河上修建了一座大坝，希望能改善现状。但这完全切断了三角洲的淡水供应，使该地区变成了盐渍月球景观。与此同时，萨斯莱克湖和乌克兰其他类似被迫改变的湖泊滋生了霍乱弧菌，这些弧菌在新的藻类群落中大量繁殖。大坝严重减缓了水流速度，也让湖水变成了细菌炖锅，尤其是在夏天，当水温达到16℃时，湖里会散发出典型的有机恶臭。湖水还培育了携带疟疾、西尼罗河病毒和辛德比斯病毒的蚊子。减缓的河流也不再能冲掉由上游城市倾倒的成吨未经处理的人类垃圾。当所有这些水到达敖德萨和克里米亚海港时，水里的微生物污染已经非常严重，以至于当地的水，如果不经煮沸饮用，肯定会导致痢疾。“当局尽了最大努力，但所有事情都在财务上磕磕绊绊，”鲁西耶夫耸耸肩说。但随后他补充了自己的声明：“但我告诉他们，我们不仅在财务上有问题，我们的大脑也有问题。当问题出现时，你需要想想这条河。它是0万人的水源！”还有什么比水更基本的公共卫生要素呢？免疫？还是安全充足的食物供应？还是消灭耐抗生素的微生物？然而，在每一个这样的要素中，苏联领导人都失败了，他们在一个又一个设计和执行得很糟糕的计划中跌跌撞撞地前进。年之后，在这些领域发生的一切，只是共产主义纸牌屋的倒塌，而不是曾经牢固的公共卫生体系的毁灭。六当一场长期的、顽固的、激烈的斗争进行时，往往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争论的中心点和根本点，从而决定运动的最终结果，与之相比，斗争的一切小插曲都逐渐退居幕后。—列宁，《进一步，退两步》，年康斯坦丁，一个骨瘦如柴、卧床不起的39岁苏联士兵，躺在莫斯科结核病研究中心奄奄一息。耐药性结核病已经侵袭了他的肺、肝、肾和心脏。不过，他还是得意地笑着说，他很欣赏这种情况的讽刺意味。“这就像一个笑话，”他那虚弱的嗓音不时被一阵咳嗽打断，“一个特别的俄罗斯笑话。”在康斯坦丁的处境中很难看出幽默。一天24小时，静脉点滴将“抗生素鸡尾酒”注入他的体内。尽管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康斯坦丁还是戴着一顶羊毛针织帽，穿了两件毛衣，躺在层层毛毯下，还在发抖。他苍白的脸和深陷的眼睛透露出身处的危险，一个医生低声说，这个人几乎没有希望了，因为身体的每个重要器官都充满了肺结核细菌。然而，康斯坦丁在他的困境中看到了讽刺，在几次咳嗽之间，他的肺似乎要从保护他的胸腔中震出。他继续说道，对于一个俄罗斯人来说，讽刺就是一个笑话，俄罗斯的一个笑话。“我都参加了，”康斯坦丁说，“共青团，共产党，阿富汗战争……”康斯坦丁曾在阿富汗战争中担任情报官员，后来因创伤后应激障碍回到莫斯科。年，就在苏联解体前夕，他被解职。年，莫斯科广播电台宣布，共产主义者和其他反叶利钦力量的“大杂烩”占领了俄罗斯白宫，康斯坦丁抓起了他带回家的阿富汗步枪，尽职尽责地加固了路障。“年，我积极参与了政治动乱，支持政变。”康斯坦丁回忆道。但叛乱失败了，一年后康斯坦丁因叛国罪被捕。他没有经过审判或正式判决就被送到布蒂尔卡监狱，他回忆说：“年我得了肺结核。”在那之后的几个月里，随着他从一个监狱转移到另一个监狱，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他的药物治疗不断中断和改变。最后，在年1月，一名法官第一次审查了他的案件，裁定由于政变发生时他没有参军，不可能犯叛国罪。3年之后，康斯坦丁第一次获得了自由。但是这种免罪并不能带来什么安慰。“原则上，”康斯坦丁以俄国人的坚忍精神说，“我被判了死刑。矛盾之处在于，大多数人都像我一样在等待法院的判决，甚至还没有被判刑。我记得有几个在监狱里的人死于肺结核，从来没有上过法庭。”米里安漫步在莫斯科结核病疗养院的大厅里，感到无聊但又疲惫不堪。这个骨瘦如柴、面色苍白的格鲁吉亚人在年的监狱里也感染了肺结核，当时他被关在臭名昭著的马特洛什卡亚·蒂希纳监狱里。4年后的今天，他仍然在与现在已经蔓延到肺部的耐多药微生物做斗争。米里安因抢劫被捕，在一间30平方米的牢房里服刑3年，里面住着多名囚犯，他轻声说道。当时，每个囚犯都只有不到0.5平方米的空间，也就相当于一块0.3米见方的私人草皮。为了坐下或睡觉，这些人轮流着，米里安说，他们轮流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站8小时，而其他人则躺下睡觉。俄罗斯监狱的人满为患是年后的危机造成的，因为这个新生国家需要建立一个司法体系。在过去，仅仅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密谈，没有证据的支持，就足以使一个人被判终身监禁；而现在，法官被要求公正地监督审判，在审判中，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就现有证据的价值进行辩论。但俄罗斯很少有这样的法官和律师，因为在面临起诉时，法律辩护的概念早就被模糊了。当这个国家在努力创造一套法律体系的时候，许多人已被先行关进了监狱，其中大多数人从未被正式起诉过。年之后，俄罗斯的犯罪率不断上升，未被起诉的囚犯人数也不断增加，年达到了50万人。而且俄罗斯并不是唯一如此的国家：整个地区都在努力建立司法系统，而未经审判的囚犯人数却在增加。年10月被释放后，米里安被转移到莫斯科疗养院。将近一年后，他被结核杆菌困在那里。当被问及为什么他的结核病被证明无法治愈时，25岁的米里安耸了耸肩：“我记得在布蒂尔卡监狱，我们每天会收到不同的药片。不同的人，一直在变。”根据结核病专家的说法，在俄罗斯监狱系统待上三年—年在俄罗斯每名居民中就有1人住在这里—就相当于被结核病判了死刑。世界卫生专家认为，除非俄罗斯阻止结核病在监狱系统的猖獗蔓延，否则在整个社会控制结核病是不可能的。“控制俄罗斯结核病流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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