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晋隋间，社会动荡，我国医药学虽有很多创造与发明，但多散在各家方书，不得整理和提高。至唐，国家统一，生产发展，交通繁盛，对科学文化和医药学的交流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孙思邈生当其时，他对整理提高唐以前的医药成就，总结创造新的医疗经验等，有着伟大的贡献。
孙思邈，唐京兆华原人（今陕西耀县）。生于公元年。从小多病，为筹汤药之资而罄尽家产，生活显得极为困难，但他从不为此而放松经史、医药知识的学习。20岁时，他开始行医于乡邻亲友之间，每得良效。自己多病的身体，也因调治而痊愈。从此，他更加勤奋地钻研古代名医的著作，寻求民间的治病经验，往往因为一个单方，或一个炮炙方法等，不远千里去虚心请教。他的医疗技术得到了不断的提高,医名鹊起。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等,都曾征召并授以高官厚禄，他都一一辞退。但当群众求以疗疾时，他却从未予以拒绝。他强调：“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智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悽怆，勿避崄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他并指出：做一个医生不得与“病人多语调笑，看病时切忌大声喧嚷。绝不可道说是非，衒燿声名,诋毁他医。”
他结识的朋友很多，如擅长针灸的太医令谢季卿；以医方、针灸著名的甄氏兄弟甄权和甄立言；长于医方、药物和养生的名士孟诜；专长药性的韦慈藏；著名历史学家魏征；知名之士宋令文、卢照邻等。他们之间的经常往来，相互研讨学问，也促进和丰富了孙思邈的知识领域和学术经验。
孙思邈鉴于古代诸家医方散乱浩博，求检至难，便博采群经，勤求古今，删裁繁复，以求简易，撰方一部，凡卅卷。以为人命至贵，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踰于此，号曰《备急千金要方》。书成后，又集近卅年的经验，深感《千金要方》之不足，乃輗軏相济，羽翼交飞之意，作《千金翼方》一部。合而为我国唐代医药学发展具有代表性的巨著。
孙思邈在公元年逝世。他的光辉成就，使人难以忘怀。人们尊称他为药王，易五台山为药王山，塑象建庙以示纪念。历代以来，纪念活动是很频繁的。其中最有意义者如：公元年，孙思邈诞生周年时，宋朝刻立石碑，详载孙氏的生平事绩,并绘有孙氏的画象。其次，如自宋至明，人们多次地刻印《千金宝要方》等等。所有这些，充分地说明人们对孙氏的崇敬。今当孙思邈诞生周年的时候，对孙氏的伟大贡献做一些研究，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二
现将孙思邈在医学上的伟大贡献，分做十项简介如下：
（一）张仲景的《伤寒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急性传染病专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孙思邈对仲景治疗伤寒的成就，推崇备至。但是，当他撰《千金要方》时，并未见仲景书的全貌，因此《千金要方》中之伤寒上、下篇，更多地反映了孙氏自己治疗伤寒的经验。他所叙述的预防传染病的办法，如井水消毒、空气消毒和预合成药，以备仓卒急需的措施，在防止疾病的传染上，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后来，他终于搜寻到了梦寐以求的张仲景《伤寒论》。他认为《伤寒论》的要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其柴胡等诸方，皆是吐、下、发汗后不解之事，非是正对之法。”基于这一认识，他对伤寒论进行了大胆的整理研究工作。分太阳病为桂枝、麻黄、青龙、柴胡、承气、陷胸等证和杂证；其次顺序叙述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和厥阴；再次综合归纳伤寒治疗的宜忌，列举忌汗、宜汗、忌吐、宜吐、忌下、宜下、宜温、忌火、宜火、忌灸、宜灸、忌刺、宜刺、忌水、宜水等条以说明之；然后，再叙述汗、吐、下后病状等。使学者易得其要领。
（二）孙思邈的突出成就，是集唐以前医方学之大成。《隋书·经籍志》记载医方书目百余部之多，但能留存至唐代者已不多，至今尚存者更是屈指可数。其每种也最多不过记载了数百个方子。但是，孙思邈收集整理的医方，在《千金要方》中有4多个，在《千金翼方》中有多个，给我们留下一个极为丰富的医学遗产。虽然《千金方》没有注明引文的出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其中除引用张仲景、华佗、陈延之、支法存等廿余位著名医家的医方外，还搜集了流传在广大人民群众、少数民族、文人学士、官僚、宗教界和外国传入的很多医方。如齐州荣姥方，访得治丁肿人玉山韩光方，蛮夷酒方，书生丁季廻雄黄方，巴郡太守三黄丸，苍梧道士陈元膏，法师净土寺主矩师笔译（公元年译自天竺国）服菖蒲方、耆婆方等等。可知孙氏读书之多，搜集采访功夫的深广了。
（三）《千金翼方》开首录以“药录纂要”，次之“本草”。分类新，条理明，是其显明的特点。他很强调采集、炮炙和地道药材，指出药物若不及时采取，与朽木不殊。他开创了将药物按其功效进行分类的方法。
在阅读孙氏本草上、中、下三卷时，发现它与《新修本草》在分类方法、排列次序、内容叙述等方面，基本上完全相同，所不同者仅孙氏本没有“小字注”而已。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我们知道，《新修本草》编成于公元年，现存残卷若确系日人在该书编成后71年（日本天平三年）时影抄的，可以说明，公元年写成的孙氏本草，定是抄自《新修本草》无疑。则《新修本草》之所阙，可以用孙氏本草订补之。由于限于水平，这一问题还得进一步考查，才能最后确定。
（四）孙思邈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对杂病的认识、防治和护理，也有不少创造性的贡献。如他正确地描述了消渴（糖尿病）与疖痈的关系，指出预防糖尿病患者并发化脓性感染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警告医生不得给已经确诊为糖尿病患者施行针灸治疗。要求患糖尿病的人，要时刻严防破皮成痈的危险，要时常预备痈药以防之；又如他正确地指出：“霍乱之为病也，皆因食饮，非关鬼神。”并且对症状的特征，也认识得很清楚；此外，他对骨关节结核的好发部位，治疗水肿病人要注意忌盐，痢疾的分类、诊断、治疗和护理，对麻疯的认识等等，其观察所得的结论都是相当科学的。
（五）在继承前代医家的成就上，孙思邈正确地阐明了许多营养缺乏病的防治问题。如用含碘很丰富的动物甲状腺（鹿靥、羊靥）治疗甲状腺肿；用动物肝（羊肝、牛肝）治疗夜盲症；常服谷皮煎汤煮粥，以防治脚气病等。
（六）孙氏在针灸上的贡献，与甄权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很重视针药并重的综合治疗原则。对辨证施治应用于针灸处方上亦甚强调。他指出：“或一病用数十穴，或数病共一穴，皆临时斟酌作法用之。”他说：“若针而不灸，灸而不针，皆非良医也。针灸不药，药不针灸，尤非良医也。……知药知针，固是良医。”
（七）孙思邈再三强调妇、儿科的重要及妇、儿疾患的特点，奠定妇、儿科发展的初步基础。在唐之前，有关妇产科疾病的论述虽也并不鲜见，但其内容均较简略、片断而缺乏系统。孙氏在《千金要方》妇人篇三卷，《千金翼方》妇人篇四卷中。对胎前、产后、月经不调、崩伤带下等均有较系统的描述，给宋代陈自明撰《妇人大全良方》奠定了基础。
小儿方《内经》不载，古《颅囟方》又是占卜一类的书，六朝虽有诸苏与徐王的《小儿方》，但其内容也还比较贫乏。孙思邈正确地叙述了胎儿娩出后拭口、窒息处理、断脐法。他的新生儿护理、哺乳法、乳母卫生等也很有实际意义。其中特别是择乳母的条件，他强调至少要没有狐臭、瘘、咳喘、疥癣、瘰和癫痫等病，即使是对现在来说，也有它现实的意义。其次，他强调对小儿不可过骄，他把时常藏在帏帐之中，重衣温暖的小儿，譬犹阴地之草木，不见风日，輭脆而不堪风寒。这对钱乙作《小儿药证直诀》有很大影响。
（八）孙思邈总结了较多的医疗技术，在临床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譬如，他创造性的应用葱叶作为导尿管，对尿闭的病人施行了导尿术；他相当正确地记载了下颌脱臼的整复手法，他还创造了用鹿筋渍软，一端萦之如弹丸，以线系之，吞下以取除食道或咽部的异物等。其次他对古称的考证，对我们现在研究古度量衡，也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九）孙思邈发展了养生长寿学说，他大胆地把老庄学说，吐故纳新发展下来的“静功”，与古代熊经鸱引而经华佗加以发展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动功”结合起来，并辅之以食治、食疗、讲求卫生等等，使我国养生长寿的学说有了进步。他力求养生法能够大众化，他设法使古代的养生法“易则易知，简则易从”。他对古人企图长生不死和成仙的目的表示了很大的怀疑，对养性长寿别有很大的信心。对于他这样一位长期隐居，深受宗教影响的学者来讲，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了。
他说：“虽常服饵，而不知养性之术，亦难以长生也。养性之道，常欲小劳，但莫大疲及强所不能堪耳。且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以其运动故也”。又说：“每日必须调气补泻，按摩导引为佳。勿以康健便为常然，常须安不忘危，预防诸病也。”由此可见孙氏养生之梗概。
（十）炼丹是孙思邈活动的另一方面，它除了对制药上有一足贡献外，其硫黄伏火法，已被一般学者所公认为我国最早的“火药”配方，他对发明火药，显然是有贡献的。
三
认真地研究孙思邈学术思想的渊源及其对我国医学发展的影响，除了有利于正确地评价孙思邈在我国医学发展上的学术贡献外，而且对研究唐代医学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孙氏比较系统的研究后，给人一种突出的印象是：他是一位勤奋好学、学识渊博、具有80余年丰富临床经验的医家和学者。宋林亿说：“上极文字之初，下讫有隋之世，或经或方，无不采摭，集诸家之所祕要，去众说之所未至。”说明了孙思邈的学术思想和特点。的确，其学术思想的渊源，可说有三个方面：首先，是从系统地继承《内经》《伤塞论》《甲乙经》《肘后方》《本草药对》《脉经》《小品》《诸病源候论》，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家学说，特别是晋隋医学成就的影响而来的。其次，是吸收当代名医名著之所长，如甄氏兄弟、谢季卿、孟诜、韦慈藏，以及苏恭等所编写的《新修本草》等等。再次，是他用了很大的力量，收集整理了流传在广大群众中的单、秘、验方，和国外传入的医药知识。因此，很难说他是古代哪一个医家的学派。可以说他是吸收了各家之所长的一个综合派。这明显地表现在他主张兼用针药、并重针灸、以知药知针衡量医家才能，讲究养生祛病的观点上；表现在，他并不偏信或只推崇一家的言论上；表现在，他确实是一位反对“只知各承家伎，不去演其所知”的言行一致的实际行动上。他用自己杰出的工作，演进和发展了自己所接受的各个来源的知识，使我国医学发展到了唐代，呈现出一个新的面貌。这就是孙氏学术思想的特点所在。清代名医徐灵胎曾经指出：“仲景之学，至唐而一变。仲景之治病，其论藏府经络病情传变悉本内经，而其所用之方，皆古圣相传之经方，并非私心自造。……《千金方》则不然，其所论病，未尝不依《内经》，而不无杂以后世臆度之说；其所用方，亦采择古方，不无兼取后世偏杂之法；其所用药，未必全本于神农，兼取杂方、单方及通治之品，故有一病而立数方，亦有一方而治数病；其药品有多至数十味者，其中对证者固多，不对证者亦不少，故治病亦有效有不效，大抵所重专在于药，而古圣制方之法不传矣。此医道之一大变也。然其用意之奇，用药之功，亦自成一家，有不可磨灭之处”。徐氏虽然出于对古经方和张仲景一家独尊的立场，但也并不抹杀孙氏在唐代使我国医学发展所作的伟大贡献。徐氏对张仲景的评价未必符合客观实际，这里我们不谈。他批评孙氏一个处方用药有多至数十味而强调法是有道理的，但笼统地批评孙思邈兼取所谓的“后世臆度之说，后世偏杂之法”等。却表现了徐氏在学术上的保守观点，看不见后世的发展。相反，倒说明这一点正是孙氏之所长。
孙思邈的《千金方》和《千金翼方》写成后，不久就为国内外医家所重视。还在《千金方》编成后约二十年，日本留学生便带着回国，作为医药教科书。它对丹波康赖在公元年撰《医心方》有很大的影响。在国内，宋林亿等奉敕对《千金方》进行了校订，并于公元年印行。其后，历代均有刻印，流行甚广。但《千金方》篇幅浩繁，对普及仍很困难。于是，宋郭思编《千金宝要方》，于公元年刻石于华州公署。公元年，杨胜贤因刻石在冬月不便拓印而刻木板。公元年，秦王守中喜其方之简，药之近易，又鉴于天下之游耀州真人洞者岁无虚日，又将《千金宝要方》刻成石碑立于太玄洞前，以广传闻。
清张璐对《千金方》推崇备至，认为自古以来，惟《千金方》可与仲景书比拟。公元年，写成他的研究心得——《千金方衍义》。他说：“伏读卅卷中，法良意美，圣谟洋洋，其辨治之条分缕晰，制方之反激逆从。非神而明之，其孰能与其斯手。”这是有道理的。
孙思邈的一生，对我国医学的发展，有着突出的成就，在我国历史上是不可磨灭的，他永远为人们所尊崇，这是肯定的。但由于历史时代的局限和宗教思想的影响，他有些唯心迷信思想，在集诸家学术成就中，也缺乏批判，有些兼容并蓄，前后矛盾，使后人有无所适从之苦，对注明引用材料的出处，也注意得不够。尽管这是非主流的一面，但它对医学发展是有妨碍的。比如他反对鬼神是霍乱的病因，但却在《千金翼方》的禁经篇中，大量介绍了用符咒禁鬼等唯心迷信的方法。虽然他列禁经于卷末，但仍然说明他没有摆脱宗教的羁绊。这一点非但妨碍了他有可能做出更大的贡献，也迷糊了后世一些头脑不清的人，并为宗教家所利用，从而对医学科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该文原刊《中医杂志》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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