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从狂梦和高热中醒来时，只见整个房间在落日余晖里染成了红色。原本嘈杂的家，那些响动听起来像远处高楼上的歌声一样渺茫。他慢慢支起身子，试图坐起来，却怎么也使不上力，腰也有些痛。他咳嗽了一下，这声音居然闷闷的，心里暗道：“不好！”
十六岁的嘉定中学堂学生郭开贞发现自己失去了一大半听力。
郭沫若（—），本名郭开贞，旧字尚武，号鼎堂，笔名有沫若、麦克昂等。四川乐山人，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技大学首任校长，政务院副总理。与成仿吾、郁达夫等人创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文学社团之一“创造社”，著有《女神》《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等。无论他日后被如何称颂，成就如何令人瞩目，年秋天，少年郭开贞需要面对一个问题：我聋了。一、肠伤寒
那一年的中秋后，他先是犯困，头痛，下痢，咳嗽，流鼻血，食欲消失，后来人也莫名抑郁了。坚持了一周，实在受不了了，赶紧从学校所在的嘉定府城（今四川乐山）赶回沙湾镇老家。支撑着进了家门，人就昏倒了。父亲郭朝沛懂一点中医，给儿子开了点温和的药吃。发现不见效，赶紧请了两位医生来开药。高热持续了三个礼拜，少年有时昏迷不醒，有时发狂谵语，高烧退下去以后，郭开贞总算能晃晃悠悠地起身了，发现自己不但听力下降，而且腰椎疼得夜里都要失眠。他长大后进日本九州大学读医学专业，回忆少年往事，认为这是得了肠伤寒，并发症是中耳炎和“脊椎加里司（Wirbelcaries）”。[1]第二年的春天，郭开贞为了给大伯奔丧，从学校连夜回家，错过了路头，投宿在客店里。家里派人来找，他睡得迷迷糊糊的，却能听清来人敲门大叫“沙湾场郭鸣兴堂的八老师”，并第一时间一跃而起，还能在回家路上远远地听到来接的人打着灯笼火把喊“找着了”。[2]仅仅半年，听力几乎恢复如常，这反应就很不符合我们对“聋了”的固有印象了。[1]郭沫若：《我的童年》，《郭沫若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2]出处同上。图解：沙湾镇郭氏故居正门照片，匾额字为：贞寿之门。图片来源郭沫若纪念馆公开图片。现代听力学告诉我们，无论急性还是慢性中耳炎，都确实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听力下降，但是仅仅半年之后，我们故事的主角的听力似乎并未受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细节就在另一个并发症“脊椎加里司”里，现有的郭氏年谱、相关论文，似乎都以为“加里司”是琐屑细节，并未翻译。Wirbelcaries，或者拼成Wirbelkaries，是个德语词，意为结核性脊髓炎。结合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及相关医学知识考察，他的病情就很有意思了。郭沫若自传中提到两条线索：第一，他的五嫂住在嘉定城里，几乎在他得病同时，也得了高热急症，生了孩子后仅仅三个月就吐血死了，这是很典型的肺结核的表现。第二，他的亲属中，大伯父是多年的肺结核患者，九婶也是产后因结核病而死（当时特指这类结核病女性患者在产后死亡的病叫“产后痨”），不幸她的居室又被郭沫若的五嫂接着住了。很难说后者没有由此传染的可能。[1]所以，他在自传中说“我们的五嫂是因为社会的无知而牺牲了”，在那个时代能有这样的认识，而不像当时坊间的结核病科普读物一样简单归咎于病人自身的“病弱”、“不自爱”等，殊属难得。今天的读者很少在现实生活中见过结核病，可能体会不到，这个白色恶魔当年在人们心头留下的阴影是何等深重。图解：显微镜下的结核杆菌，形状细长略带弯曲二、结核病结核病旧称“痨病”，由结核杆菌感染人体所致，可在人的不同部位如颈淋巴、骨关节、肾脏等发病。在上世纪40年代链霉素为代表的对症药物问世之前，患者只能采用休息疗法等待自愈。结核病会导致营养不良和免疫力降低，也会带来各种致命的并发症和其他传染病。患者不但无法工作，而且生活难以自理。结核病也一度是公共卫生工作者的噩梦。首先它是依靠飞沫传播的呼吸道传染病，没有固定的季节性、地域性。其次潜伏期能从两周到几十年，难以锁定感染者及密切接触范围。最后，病愈了也不代表获得终身免疫。根据北平第一卫生试验区-年的统计，每十万人中就有人死于肺结核，肺结核位列死因榜榜首。[2]如果据此倒推感染者的数据，也是相当惊人的。三、令人迷惑的听力考虑到郭沫若的亲属中有结核病患者，结核病的发病部位又非常多见，他学医后也自诊为结核性脊髓炎，又没有表达耳痛流脓这类中耳炎典型症状，我们不能不怀疑，他的中耳炎并不是普通的急性中耳炎，而有可能是结核性中耳炎。它不能算罕见病，但有个特点，误诊率较高[3]。具体的临床表现类似于慢性中耳炎，结核杆菌循血液循环、咽鼓管路径、外耳进入三种途径感染中耳，有的病例可能最终出现中耳结构的骨质破坏，甚至病菌侵入内耳。阅读郭沫若的自传，会出现一个奇怪的印象，就是他第一次发病后，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听力变差，也没有反复复发，他仍然能轻松地听课、交游，见证了四川保路同志会的集会辩论，在五年后考上天津陆军军医学校。到了天津，又不愿意就读而跑去京城找大哥郭开文，冬夜读书时，他听到“突然在窗外的阶沿上发出了一下清脆的象玉簪跌碎的声音。那是屋檐口的冰柱积长了坠落了下来”。[4]如果有听力显著下降，是很难听到这样细微的声响的。一直到他在日本就读冈山六高的医学预科，都没有表达过听力方面的困扰。可以认为，他在进入九州大学读书之前，原先的急性中耳炎基本自愈，最多是有轻度听力下降。但是病根是从此埋下了的。[1]出处同上。
[2]张大庆：《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年版。
[3]丁滨、陈晓红：《－年耳鼻咽喉疾病中国误诊大数据概要分析》，《临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
[4]郭沫若：《反正前后》，《郭沫若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
编辑按：这一期的“历史上的听障者”，我们的推送主角是郭沫若先生。
在目前已有研究和媒体形象中，包括他本人的文章里，都不讳言他有听力障碍这一事实。据他的女儿回忆，郭先生甚至在年重庆社会大学结业演讲中，用这个事实来勉励学生好好学习。
那个时代，助听辅具只有放大一切声响的“盒子机”，耳科学还非常原始，远远没有我们今天的种种有利条件。一位从少年时期就开始被听力损失所纠缠的人，是怎么走过选择专业、找到工作、找到人生的价值等等重要关卡的？这才是我们这些后来人更感兴趣的问题。
读完全文，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强烈的努力。“强烈的努力”也正是日本棋圣藤泽秀行九段的临终绝笔。
我们无意劝说读者也仿效这种“强烈的努力”，更不是想简单地提倡“自强不息”。郭沫若天资聪颖，身为第二批中国留日学生，他的教育背景也相当规范，再加上他的性格和成长经历，这些因素都促使他会不断地“折腾”去反抗自己面临的障碍。这种个体与环境的张力，以及背后的种种细节，才是让我们动容的地方。
原文较长，共分四期推送。为了避免篇幅过于繁冗，对原有脚注有所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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